金满大酒店：摇滚与偷盗，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事物，在南阳迷笛音乐节硬是碰撞出了一场黑色的闹剧，当燃爆了的乐迷们打算满载滚烫的兴奋从迷笛营地打道回府时，他们眼前看到“宋承殷人事鬼之俗，民习于愚”，近代刘师培在《清儒得失论》中如此解释愚宋的缘由：“盖宋人当战国时，其民最愚，故诸子以宋人为愚人之代表也”。这个解释将宋人之愚归咎于宋国乃是殷商沦亡后，周人为拉拢殷商遗民而树立的国度，因而因循了殷人事鬼的愚蠢习俗。宋襄公在泓之战战败后，自称“亡国之余”，似乎也坐实了这一点。但《左传》只是真实地记载史料，并不是刻意从数十万字的历史中独独挑出这一则来证明宋襄公的愚笨。真正将宋国黑成愚人大本营的时期，是在战国中期以后。恰恰正是宋国被齐、楚、魏三国瓜分毁灭的背景下，才频繁涌出的这样一大批宋人愚笨的地域黑寓言。郑人愚笨的寓言绝大多数出自韩非子的笔下，缘由亦复如是，而且对韩非子来说，还有个更特殊的缘由：郑国是被他的母国韩国沦亡的。宋人可能在春秋时期就曾经有愚顽的名声，由于宋人是殷遗民的后代，而周人在沦亡殷商后，固然为了拉拢殷遗民而对其畀以官爵，允许其臣服于本人树立诸侯国，但仍然将其视为“殷顽”对其警戒有加，将其置于周人同姓诸侯国之间看守起来。处在这种降服者眼光之下的宋国自然容易成为群体轻视的对象，而随着宋国在战国时期被瓜分毁灭，这种长期以来的轻视心态就更容易化作地域黑的嘲讽，毕竟，还有什么比嘲讽一个亡国之民更遂心应手也更平安的事呢？地域黑在很大水平上，其初始正是来源于这样一种拜高踩低的心态。虽然先秦诸子很可能只是能近取譬，将曾经亡国的宋郑两国作为愚人寓言的工具，但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正是经过本人造作的高明寓言，将两个战国时期血腥食物链中被踩在脚下的地域污名化，而他们经典的寓言故事，又让宋人与郑人作为愚人代表的印象不得人心——虽然，这只是副产品。假如说先秦时期的地域黑曾经表现出了一种拜高踩低的心态，那么后世的地域黑，则掺杂了更多的内心动机，或是经过贬低对方来抬高本人。南北朝时期处于竞争中的北朝与南朝就是这种地域黑的代表，为了彰显本身政权的合法性，它们都自视为正统，而对对方大加贬低，北朝将南朝蔑称为“岛夷”，而南朝则将北朝贬低为“索虏”，双方抓住一切时机制造南北地域对立去黑对方。以至在两国交聘的正式外交场所，也要想方设法黑一把对方，让对方的使臣难堪。北隋的使臣卢思道出使南陈就是个典型地域互黑的案例，当他面见陈朝君主时，陈主成心用当时盛行的《观音经》中的话戏弄他道：“是何商人？赍持重宝。”将卢思道比作向陈朝进贡的商人，那么卢思道所代表的北方隋朝，自然也就成了充溢铜臭味的商贾之地。在重农抑商的中古时期，这绝对算是一个宏大的侮辱。但卢思道却同样用《观音经》中的词句回复道：“忽遇恶风，遂漂堕罗刹鬼国。”陈国成了罗刹鬼国，比起隋朝的商贾之地愈加不堪，卢思道的回击让本想地域黑一把对方的陈主惭愧无言。南北朝时期最知名的地域黑，则出自《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的一场对话。自视为南朝正统的名将陈庆之，在洛阳拜见北朝世家大族杨元慎。喝得酩酊大醉的陈庆之在筵席上对杨元慎等人说道：“魏朝甚盛， 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泰皇玉玺，仅在梁朝杨元慎闻听这段悍然贬低北方的行动后，反唇相讥，将南方比作蛮夷之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湿垫，攒育虫蚁，国土瘴疠，蛙黾共穴，人鸟同群。短发之君，无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禀蕞陋之质。浮于三江，棹于五湖，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虽复秦余汉罪，杂以华音，复闽楚难言，不可改动。虽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刘劭杀父于前，休龙淫母于后，见逆人伦，禽兽不异。加以山阴请婿卖夫，朋淫于家，不顾嘲笑。卿沐其遗风，未沾礼化，所谓阳翟之民不知瘿之为丑。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岂卿鱼鳖之徒，慕义来朝，饮我池水，啄我稻梁，何为不逊，以致于此？”这段反驳对南方的贬低黑化，由于其清丽文雅的骈俪辞章，让陈庆之“杜口流汗，合声不言”，几天后，趁着陈庆之生病，杨元慎以驱鬼祛病为名的那段对南方人的诅咒，更传播后世，虽然千百年来江山变易，但仍然成为南方地域黑的经模范本：“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依、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莼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手速去，还尔丹阳。若其寒门之鬼，头犹修，网鱼漉鳖，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鸡头，蛙羹蚌臛，以为膳羞。布袍芒履，倒骑水牛。沅湘江汉，鼓棹漫游，随波溯浪，险喁沉浮，白纻起舞，扬波发讴。急手速去，还尔扬州。”南北朝针锋相对的地域黑，讥讽之余，更隐藏一种政权合法性竞争的争斗，虽然南北朝连同说出这番南北地域黑妙语的苛刻之口，一并被扫进了历史尘埃当中，但是那种南北对立互黑的思想，却犹如一颗毒种，只需给予环境，加以刻意灌溉，就会滋长起来，为地域黑提供源源不时的灵感和动机的茂盛枝叶。南北之间的地域黑，北宋就是个典型的例证，自上而下都对南方人有种蔑视贬低的心理。从北宋中期开端，朝野就传播着宋太祖皇帝曾经立有一通誓碑，镌刻着：“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企图隔绝南方士大夫的宰相执政之路。北方士大夫对南方人的地域歧视公开宣之于口，笔之于书。在宋人笔下，北方人的质量都是一派循良忠厚，如京东路“皆朴鲁纯真”，河北路“质厚少文”，陕西路“其俗颇纯厚”除了说其太过质朴，未老先衰，因此“失之滞固”之外，不够灵敏之外，简直都是一派赞扬之辞。但是南方，却是一通口诛笔伐。淮西“人性轻扬”，两浙“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至于广南更是“民性轻悍”。《鸡肋编》中以至记载（也可能是假造）了一则浙东地道地域黑的民谚，说那里“有山无木，有水无鱼，有人无义”“地无三尺土，人无十日恩”。就连福建等地少有盗贼这一良俗，都被归为“民风怯弱”。“福建子”这样对福建人的地域黑蔑称也在此时横空出世。北宋的士大夫对福建人的蔑视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暮年在钟山书院写了无数“福建子”三字，作为对出卖他的福建籍官员吕惠卿的记恨，他的一位朋友，也曾见过他在桌子上重堆叠叠写满了“福建子”三字。但王安石意想不到的是，他本人如此痛恨“福建子”，而他的政治对手司马光当初却由于他任用了吕惠卿，而批判他“心术似福州”。“福建子”的污名以至不断持续到了清末，清末福建名臣陈宝琛奏请将顾炎武、黄宗羲两位明末大儒配享孔庙，却遭到北京朝廷的批驳，而批驳的缘由之一，就是由于这是“出于福建子之请”。北宋对南方人的地域黑，看似非理性，实则有着更深层的政治上的考量。宋朝得政权合法性承袭于五代北方王朝，宋太祖建政所依托的，也都是北方将相臣僚，因而，对北宋前期的统治者来说，北方有种自然的政治向心力，也是北宋政治权利的中心与大本营。而南方，则或是收兵攻占，或是震慑威吓吞并的土地，那里的政治忠实度远远不及北方，民意顾怀旧国，一定会竭诚向新朝输诚尽忠。在被宋人蔑称为“福建子”的福建，那里一直对昔日管理这里的闽越国诸王和臣子恭敬有加，立庙祭奠。他们的确在大宋的武力震慑下不敢对抗，但貌恭并不意味着心服，至少在北宋统治者眼中，他们是值得疑心的对象。北宋第一位登上相位的南方人王钦若，更是在当时就被指控为奸佞。为了阻止王钦若为相，宰相王旦以至搬出“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而所谓的“祖宗朝”，其实不过是太祖太宗两朝而已。而真宗帝也只得在王旦死后，才任用王钦若为相。而王钦若可以以南人身份成为宰相，除了他出色的才干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不循常规地走通了后宫的路径——备受真宗帝溺爱的皇后刘娥，就是出身南方。她出生蜀地，在某些朝野传说中，她以至被传为娼门女子，后世更将她当作《狸猫换太子》故事中奸邪刘妃的原型。刘娥以南方人的身份，以十分手腕登上后位，本就遭遭到朝中执政的北方大臣的鞭挞责备，而王钦若以南方人的身份，与她站在同一阵线，借皇后之力上位，更是被北方众臣视为内外勾搭，邀媚固宠。也更坐实了北方人对南方人善进取，急图利的呆板印象。但对真宗帝来说，选拔王钦若一定仅仅是南方人皇后的枕边风，更重要的是，在一个举目皆是北方人的朝堂上，那些勋绩年历资深的北方众臣，对皇权处处掣肘，他需求选拔一个孤立无党之辈，作为本人的心腹，以制衡那些北方众臣。对北方群臣来说，这是一个南方人以令人不齿的柔媚阴险手腕，迷惑帝心上位，而对真宗帝来说，这才是操控朝中南北制衡的权利微妙所在。而至于南北对立中南方背负的那些地域黑的骂名，这就不在帝王的思索当中了。假如说北宋制造出的南方黑，乃是权利制衡的副产品，那么清代雍正帝对南方的地域黑，则是刻意为之。作为一位执政作风狠辣且行事特立独行的皇帝，雍正帝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官职，“观风整俗使”，派往浙江、福建南方等地去整理习俗。雍正帝在谕旨中对浙江习俗痛斥不已，形同诅咒，他指控浙江“习俗浇漓，甚于他省……恩德所不能感化者，野心勃勃聚于一方”因而必需要对江南地域的习俗大加整理，尔后、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皆以形形色色习俗浊恶、民风刁劣之名，派驻观风整俗使。雍正帝以谕旨方式，给南方贴上了一张官方钦定的地域黑标签。但他如此对南方大加挞伐的真实缘由，并非是由于南方真的民风恶劣到他痛斥的地步。恰恰是由于那里文风鼎盛、士气坚忍，所以才成为他的心腹大患。雍正深知有清一朝所以夺得天下，靠的不是所谓的天与人归，而是铁蹄大军的无情屠戮。当北方在清军铁蹄下投身跪服时，是南方在坚持抵御，而往常，他经过夺嫡登基，看待昔日竞争皇位的手足兄弟尤为残忍，足以证明他统治的合法性是何等脆弱。此时，恰恰是南方发作了曾静投书案，曾静对雍正逼母囚弟夺取皇位的指控，更显现南方不断隐藏着不服从的潜流，因而，他需求找到一个借口，去压服南方的抗争之心。还有什么比给南方泼上一盆习俗浇薄的地域黑污水，更适宜作为雍正帝把棘手伸向南方的绝佳理由呢？雍正帝固然用地域黑当作敲打南方的武器，但这种看似理屈词穷的地域黑背后，真正敲打的，却是他那一颗不安自卑的内心，雍正帝深知，比起南方所谓的习俗浇薄，本人犯下的种种罪行才是黑暗得不可告人。因而，他要用所谓的义愤来掩饰内心的惭愧。这也就是所谓的移羞作怒。移羞作怒才是地域黑深藏其中的心理，那些所谓对一个地域自得洋洋的嘲讽咒骂，不只仅是放大其中的黑料以偏概全，更是用别处的地域黑来掩饰本人身边的暗淡。其中的逻辑看似矛盾，却也简单：经过咒骂别人别处种种黑料，来显现本人身上并未感染这种黑料，由此掩盖暗尘，洗白本人。地域黑越是大张旗鼓，就越是在转移众人的留意力，让世人把眼光聚焦在被黑的地域上，由此给本人藏污纳垢的时间。拜高踩低、制造对立、移羞作怒，这诚然是地域黑构成的客观心理，但并非是地域黑的全部。地域黑擅长的是经过以偏概全的手腕来制造焦点，转移留意。但“偏”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当某种群表现象呈现时，偏就更容易被当作全，而被“地域黑”加以炒作。就像每一个点开这场河南-南阳地域黑段子看过的人，只需静下心来，都会明白，那些偷窃迷笛音乐节乐迷财物的人，只是南阳人中少之又少的一小局部人，许多丧失财物的乐迷都坦陈，在音乐节举行时，南阳的热情好客给他们留下了美妙的印象。就像一段采访中提到的一位南阳司机，听说乐迷想要喝一碗正宗的胡辣汤，但由于抵达时间曾经没有胡辣汤了，于是特意带他去了一家最地道的胡辣汤馆子。另一位乐迷由于没有带够琴弦，南阳市民冒着大雨给他送来六套琴弦。与音乐节后小偷行为相对的是，一名乐迷把手机落在了餐馆里，店老板由于担忧他路不熟，于是亲身把手机送到了酒店——南阳这些个体的善行会聚在一同，同样也是这片地域亮堂的白月光。但黑与白能够相抵，但不能相掩。盗窃行为的确发作了，这是一个事实，但假如我们仅仅纠结于盗窃这一现象，用来大做文章，假造出形形色色地域黑的段子，除了博人一笑，形成呆板成见，别无他用。就像调查地域黑的历史渊源一样，真正需求追查的，是形成这种现象的缘由。南阳在一个世纪前的一段历史，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启示。20世纪初的南阳，被称为“匪窟”。1914年，北京外务部发出的一道训令就写道：“豫省南阳一带，山麓丛杂，素称盗薮，变革以来，游勇散兵，晡聚尤众”，《晨报》在1923年的一份报道则扼要地概述了南阳的匪患“无村无匪，几无好人”。在地域黑的眼中，或许又是坐实南阳盗窃形象“其来有自”的证据，但需求调查的是，南阳终究为何会成为匪窟的缘由。招致这一切的缘由，并非民众习于盗匪，而是当地恶劣的环境驱民为盗。河南本属于中州之地，是历代王朝的宅都之所，也是人口稠密之地，至今河南仍然是中国的人口大省。但是帝制时期皇权下的榨取型经济将王朝的中央腹地变成了供皇权榨取资源的腹地，因而形成了环绕在帝都四周一圈又一圈的贫穷带。对水土林木资源的过度开采，又形成了严重的环境灾难。当河南的地力被皇朝中心榨干后，帝都随之转移，抛下一片日渐衰落的土地。明代，南阳尚且“泌、洧诸水，皆南入汉，若与中州无涉者，然舟楫商贾，反因以为利”，时序进入晚清时，还能看到几分“汉水之小长安也”的现象，但随着京汉铁路的通车，航道淤塞，交通的便利也由之转移他处南阳的经济也在20世纪初疾速衰落。民国初年政治的紊乱与糜烂，更让南阳的灾难雪上加霜，自1913至1930年，军阀混战，驻军派任县长、区长，就地派征粮供应。一年派六七次之多，每次每亩地派征一升不等。有派征粮草的，也有派征现款的。横征暴敛，多如牛毛，依据1927年中共河南省委的调查报告，“河南的田赋，以如今的苛捐讹诈，按每亩分摊已预征到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至少亦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加以今年干旱，许多县份，如郾城、杞县等，收成歉薄，各地驻军复多就地勒派面派慎，自耕农以及小地主，都无力纳粮，军队亦觉提征田赋叫不出口，改为借款。”路过南阳的军阀军队，无不在搜括一番后才满载分开，1932年，刘镇华的第十一路军驻防南阳，强向邓县征收军麦万斤，恰值旱荒相继，农民收成微薄，除卖儿齋女外只得拆房卸屋，批发砖瓦木料。人祸以至胜过天灾，传统经济形式曾经几近解体，循规蹈矩的过活却缺乏以营生，军阀的刻敛，官员的糜烂，让人无法求生，只能冒险成为盗匪，才有一线活力，就像《经济崩浪过程中之邓县》中所说的那样，“民元以来，始则三五成群，夜聚明散，继则百十成杆，明张旗鼓；贪吏畏之如虎，官军馈送枪弹，奸據烧杀，任所欲为，遂养成一晡而聚数十百千之巨匪”。南阳，乃至整个河南，也因而沦为了一个以强凌弱、盗匪成风的绿林世界。盗匪驱赶良民，一如劣币驱赶良币，“当地农民，初皆畏匪，继以匪多，无可隐避，不得不起而自卫；枪林弹雨之中，杀伐余生，胆气日壮，性情日刚，亦常常流而为匪”——河南匪窟的恶名，也就由之而来。但如今，河南土匪曾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仅仅是在书中或是影视剧的荧屏上才会呈现，人们走在南阳的路上，或许会担忧被偷，但是不用担忧被拉去成为肉票，无论是街头还是村庄，也不会再呈现枪炮械斗的局面，昔日土匪盘踞的山洞，往常都曾经成了主题观光的旅游景区，旅客或许会担忧被景区摊铺宰一刀，但不会担忧丧命于土匪之手。处理问题的计划，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曾经由那位曾经在寓言中黑过河南的圣贤孟子说明了：“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走投无路的人，才会成为盗匪去争夺财物，阅历过匮乏年代的人，才会总想囤积东西，以缓解那种匮乏可能再来的不平安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移风易俗的独一办法，也是社会进步的独一办法，或许旧日的劣习就像积毒一样需求时间来消化，就像昔日的匪窟与今天的小偷小摸，但地域黑同样需求时间来改动，让人们认识到所谓的地域黑并不好笑，以何种方式去对待对方，其实正是本人内心的造相。当然，重要的还是有一些自黑肉体，化别人的批判嘲讽为自嘲的一笑。下面这个段子固然不是地域黑，但也阐明了一种地域上的呆板印象：“最近到了开学季，上大学后，我们会发现，上海的同窗没有盛气凌人的语气，广东的同窗并不是什么都吃，山东的大多数都不会开发掘机，河南的同窗很爱洁净也很安分，湖南的同窗没有传说中的像土匪，内蒙古的同窗不是骑马来的，福建同窗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听——我们都活在一个听说的世界里，活在他人的言语里。但天津来的同窗，真的会说相声。”